管理是人类社会的一项准则。依照这一奇妙准则,秦始皇造就了万里长城,哥伦布横跨大西洋发现新大陆,斯大林让德国纳粹止步于莫斯科城外,马云致力于打造超越大多数主权国家的“全球第五大经济体”。然而谈到管理思想,人们往往聚焦于《科学管理原理》出版以来的100年历史,并断言:那是美国人发明的玩意。事实是否如此?新道智库在上海社会科学院组织了一场读书会,现将新道智库创始人的观点汇总如下。
确实,在整个20世纪美国管理模式占据统治地位,科学管理之父弗雷德里克·W·泰勒、心理营销巨匠戴尔·卡耐基、管理思想家彼得·德鲁克、战略管理学之父伊戈尔·安索夫、市场学大师特德·列维特、竞争战略大师迈克尔·波特等均是美国人。当然,其中一些人祖籍并非美国,如彼得·德鲁克出生在奥地利、特德·列维特出生在德国、伊戈尔·安索夫出生在俄罗斯海参崴,但他们的主要学术成就产生在美国。
出现这种一家独大的学术格局,是因为美国具有诞生现代管理思想的最佳土壤:其一,作为一个以欧洲各国移民为主的大国,美国系统集成了欧洲各国的古典文化,具有诞生现代管理思想的哲学基础;其二,作为一个新兴的资本主义强国,美国的社会体制的十分民主和开放,具有诞生现代管理思想的社会基础;其三,历经三次工业革命的美国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,培育了世界上最庞大的管理阶层,具有诞生现代管理思想的实践基础。如果视野宽广一些,人们可能还会说欧洲也有管理思想。比如,法国的亨利·法约尔提出了职能管理的思想,荷兰的吉尔特·霍夫斯泰德提出了文化管理的思想,但是,由于欧洲和美国同源于古希腊哲学体系,所以没有产生差异性很大的管理思想,只不过使美国式的管理思想得到了更全面的阐述。
在地球的另一端,一个长期处于边缘地位的岛国——日本,自“明治维新”大规模植入西方制度基因后,逐渐成长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,产生了诸如丰田、本田、松下、索尼、三菱这样的世界级企业。更重要的是,日本还产生了与西方迥异的原创性管理思想,打破了欧美对现代管理思想的垄断。比如,丰田汽车公司创立了“看板管理”思想:从用户的各种要求入手,从产品的最后一道工序往前推,每一道工序都把后一道工序看成自己的用户,用户把要求写在一块看板上,用看板来控制整个生产过程。又如,日本“经营之神”松下幸之助更是创办了“松下政经塾”,采用东方古典方式培养日本政商界的未来领袖:学生们每天要在海岸进行3公里的长跑,然后进入体育馆进行剑道训练。学生们每天练习书法,吟诵古文。自2011年起,松下政经塾将学制延长为4年。根据新的教学计划,新的入学者将在前两年的基础课程中学习三方面内容:一是经营理念的研究,着重学习松下幸之助的基本理念、日本的传统文化以及包括哲学、宗教等在内的人文学科;二是“国是”的研究,探讨日本的政治经济大计;三是领导力的培养,包括身心修炼、国际视野的培养等。尔后,学生们将进行为期2年的实践训练,包括赴海外留学和就国家大计进行政策提言等。松下政经塾每年招生不足10人,累计的毕业校友不过200多人,却已产生了1位内阁总理大臣、3位部长、3位市长、30位国会议员。
彼得·德鲁克认为,管理是以文化为转移的,受其社会的价值观、传统与习俗的支配。正如此言,日本在管理上的成功实践还有哲学层面的因素——这主要基于中华传统文化。日本企业实行长期雇佣制,不惜花费重金对员工进行培训,塑造员工全面的职业素质。这种倡导“员工与企业共同成长”的管理模式,实际上与中国古代“与人为本”的思想十分契合——“以人为本”最早出自《管子·霸言》:“夫霸王之所始也,以人为本”。日本企业家还纷纷从中华传统文化中探寻经营之魂,如丰田佐吉经营管理的座右铭是“天、地、人”三字,即出自孟子“天时不如地利,地利不如人和”的思想。对于日本管理的真谛,被誉为“日本近代工业化之父”的涩泽荣一则认为是:《论语》加算盘。所以,日本的成功也引发了人们的进一步追问:在中华传统文化中是否存在着一种系统的管理思想?
参加第十届世界管理论坛与东方管理国际学术研讨会时,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何志毅的一句话令人印象深刻:作为一名中国管理学者感到很郁闷,向学生传授的管理知识基本上是西方的,几乎没有中国的东西。实际上,在中华传统文化中蕴藏着丰富的管理思想,在此略举几例。例一,在国际市场国内化、国内市场国际化的新形势下,中国企业以全球性的眼光和思维来应对挑战十分重要,而战国时代纵横家鬼谷子就曾说过:“以天下之目视者,则无不见;以天下之耳听者,则无不闻;以天下之心虑者,则无不知”。例二,核心技术、自有品牌、创意产业这些词当前非常时髦,而2500年前老子所说的“有生于无”就道出了知识经济的本质。例三,今天我们强调通过信息化提高管理的效率,而烽火台连绵的长城就是信息传输链的雏形,古代边防官兵用炮声、烽火示警本质是声光传输信息。例四,科学授权是领导解放自我、进行目标管理的必要措施,而两千多年前汉武帝就深谙其道。上谷一役,汉武帝充分授权卫青——将在外,君命有所不受。这样,卫青根据战争状态灵活地进行攻防,大胜而归。例五,时下在机关流行的“效能革命”、在企业流行的“执行力再造”,也能在《红楼梦》中找到类似的案例。王熙凤一上任就烧了“三把火”:一是理出头绪、树立威信,二是明确分工、责任到人,三是加强监督、讲究时效,从而扭转了宁国府“懒、软、散、乱”的局面。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,但是由于缺乏系统的、实证的研究,东方管理的思想火花只是散落在浩瀚的古籍之中,在很长时期内一直没有成为管理学理论,这也许是令何教授郁闷的原因。
可喜的是,复旦大学教授苏东水把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企业管理相结合,提炼、整合出了在世界管理丛林中独树一帜、自成一家的“东方管理学”。自1976年开始传授红楼梦经济管理知识以来,苏东水教授经过对中华传统文化30年的潜心研究,形成了一套以“以人为本、以德为先、人为为人”为本质属性的东方管理理论体系,创立了世界管理思想的东方学派。按照苏老的观点,东方管理学的第一个层次是“人本管理”哲学,即管理要以本为中心,实现人的全面、自由、普遍发展。人本管理哲学可以分解为五要素:人、勤、道、变、和。简而言之,人是管理的出发点和终极目标,勤是提倡管理者要勤勉治国、勤勉立业,变是强调随时随地根据外部变化采取变通办法,道是指治国、治生、治家、治身等管理活动的客观规律,和实际上是对管理中出现的各种矛盾进行调和。东方管理学的第二个层次是“人德管理”哲学,即通过修己安人、厚生正德的道德教化来达到管理的目的。人德管理哲学可以分解为五要素:实、信、效、法、威。简而言之,实就是要实事求是,信就是要诚实守信,效就是要勤政廉政,法就是要德法兼容,威就是要树立权威。可见,与西方管理学倚重制度的硬约束相比,东方管理学属于“柔性化管理”,但东方管理学没有全盘否定法治,只是强调“以德为先,德主而刑辅”。东方管理学的第三个层次是“人为管理”哲学,即通过“正人先正己”的管理行为的界定,创造出良好的工作环境和人际关系,从而提高组织的运行绩效。无疑,东方管理学根植于东方本土文化,更符合东方人的思维习惯和行为习惯。它的创立拓展了世界管理思想的边界,丰富了世界管理思想的内涵,可以说是管理学上的一个“大发现”。
事实上,东方管理学已经在现代企业管理实践中焕发出了强大生命力。继二战后日本经济实现腾飞后,“亚洲四小龙”韩国、台湾、香港、新加坡相继崛起。与日本相比,曾经是中国多个朝代属国的韩国受中华传统文化影响更深,而台湾、香港、新加坡则与中国大陆同根同祖。在“亚洲四小龙”的土地上,诞生了三星、宏基、和黄、淡马锡等跨国大财团。这些企业即使与欧美最先进的企业相比,也是各有千秋、难分仲伯。也许这还不足以检验东方管理学的生命力,世界更关注的是风水转到中国了吗?目前,中国进出口额已经位居世界第三、GDP按购买力平价位居世界第二、**储备位居世界第一,更重要的是诞生了海尔、联想、华为等具有较强竞争力的民族企业。尽管这些纯中国血统的企业是家电、信息等产业的后来者,但已经引起松下、戴尔、思科等世界顶级企业的畏惧。能够脱颖而出,关键在于其不是亦步亦趋地模仿外国跨国公司的管理方法,而是从中华传统文化和我党、我军(如张瑞敏是中央候补委员,而柳传志、任正非是军人出身)的优秀管理思想中汲取精华,发展出更适合国情的管理模式,发展出更贴近国人的企业文化。这些民族企业的成功,也激发在华跨国公司借鉴、运用东方管理学。比如,东方管理学十分重视人的情感因素,麦当劳(中国)认识到这一点,专门成立了公共关系部,而麦当劳在美国总部没有公共关系部。
但是,如果仔细对比一下东西方管理学,就会发现东方管理学的局限性。古希腊哲学潜含着的世界观是:世界是无限可分的,故其中心任务是如何分解物质以及研究细分物质之间的关系。所以,基于古希腊哲学的欧美现代管理思想十分注重定量研究,善于在周密的试验和逻辑分析的基础上进行控制和管理,强调管理的细分化、数学化、模型化、制度化。中国传统的世界观则是“天人合一,物我合一”,所以东方管理学更关注的是对事务本原的研究——即定性研究。定性研究虽然比繁杂的定量研究更能把握大势,但在精准性方面比较欠缺。正因为如此,东方管理学的成功受领导者个人的素质影响较大。一个领导者纵然能预见大势所趋,但若缺乏具体的、专业的管理手段,也难以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稳脚跟。所以,中国企业不能过分地沉溺于东方管理之“道”,而必须借助西方管理之“术”:系统论、概率论、博弈论等研究成果,做到贯通古今、融汇东西。诚如台湾著名管理学者曾仕强所言:真理不在二者之一,却存在于二者之中。当然,东方管理学还十分年轻,与西方管理学在定性研究方面的差距可以逐渐缩小。特别是加入WTO后,中国市场已成了世界上最国际化的市场,中国已培育了高度竞争、充满活力的商业氛围。海尔、联想、华为等企业的成功,让人看到了中国本土企业生存的韧性。相信更多的中国本土企业在与狼共舞的过程中,充分吸收美式管理、欧式管理、日式管理的先进养分,一批批地由羊变狼,同时借助东方管理强大的文化竞争力,发展出属于自己的比较优势和管理模式。
回眸中国历史,你会发现一个惊人的巧合:从思想活跃的春秋时代,到“犯强汉者,虽远必诛”的西汉帝国,到“丝绸之路”兴盛的大唐帝国,到封建文明登峰造极的大明王朝,再到中国再度崛起的21世纪,基本上是700年一个周期。美国管理模式能引领20世纪风骚,在于其具有诞生现代管理思想的哲学、社会和实践基础。21世纪之初,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中国已经向世界高度开放,中国企业家的管理实践也日渐深入,已经具备现代管理思想成长的最优环境。我们乐观地期待:东方管理学加速由哲理走向科学,由传统走向现代,由中国走向世界。